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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作者：张惠雯 提交日期：2007-3-16 09:31:00 |
偶尔看 到一篇文章《敬孔子而远之》，作者的个人观点无可厚非，可我想，既然可敬为何要远之呢？孔子曾说过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难道孔子竟类似鬼神？在尊孔的封建时 代，孔子确实被当成了神。到了批孔的信仰造反年代，孔子俨然又成了鬼。可鬼神毕竟是后人的曲解，孔子是大思想家，是个可敬的老师，是影响了中华民族气质的 一个人。这样一个人，岂能说远之就远之？
我不是四岁就读《论语》的大学者，更不钻研什么哲学、理学、经学，我是到了新加坡以后才 读《论语》，当时已十八，也看了看史书里对孔子的记载，看完了就丢到一边，有兴致时再翻翻，全没有一点儿端正态度。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，就那样东抓一段， 西挑一句地读了老先生的学说，碰到不喜欢的就胡乱跳过去（这样的时候不多），竟然也自觉拼凑出了一个“印象”。这印象给行家们一看就知道破绽百出，不过， 我倒觉得孔夫子大概也是喜欢多一些普通读者的。从这个印象中看，我觉得孔子不仅其道可敬，而且其人可亲！
唐玄宗诗云“夫子何为 者，栖栖一代中”，这“栖栖”两字倒是孔子一生的真写照。孔子有很强的道德、政治理念，他一生不管是出仕还是授课，都极力想把这些理念贯彻到政治生活和个 人行为之中去。他道德上要人“仁义礼智”，政治上要求当权者行仁道、爱民、守礼法。但当时的社会诸侯分割，大臣僭越篡权，各国内乱、征战不断，谁要他的这 个“仁”呢？
孔子一生怀有抱负却终不被重用。鲁国内乱，他到齐国，齐国国君虽喜欢他的思想却因为大权旁落而不能用他。他又回到 鲁，开始办私学授课。权臣阳货被逐之后，孔子好不容易见用，但齐国怕鲁国因用孔子而强大，便把女乐送给季桓子。季桓子受齐女乐而不听政，于是，孔子五十五 岁时带领学生离开故国，开始了他的游历传道之路。途中孔子多遭磨难。过匡地时被围困，在宋遭司马桓魁的追杀。后因楚昭王要见他，在陈蔡遭大夫们围困，绝粮 七天。好不容易解了围，去了楚国，楚昭王又死了。十四年中，孔子和弟子们可谓颠沛流离，故人家笑他惶惶然如丧家之犬。
这样栖栖惶 惶的一生，本来是“苦”味儿的，但孔子却不言苦，还“乐天知命”。人家说他是丧家之犬，他说“我看倒也有点儿像”，竟这样自嘲了之。陈蔡绝粮，大家都饿得 不能走路了，孔子又弹琴又唱歌，还对弟子们说笑话。他和弟子在树下演示周礼，桓魁砍倒大树威胁他，后又派兵追杀，孔子亡命途中对弟子说：“如果上天要给我 仁德，桓魁他这个人又能拿我怎么样？”，即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魋其如予何”。在匡地被围，颜回最后一个逃脱，后来与孔子相见时，孔子说“颜回呀，我以为你已 经不在了”，颜回只说：“夫子还在，我怎么敢先走呢？”本来是九死一生的事儿，几乎成了阴阳相隔，颜回就这样语含戏谑地带过了，这简单的话里却又有敬与 爱，又有大勇。
孔子讲精神修为、道德境界，其发展到至高阶段都是个“乐”。所以，论语开篇连说了两个“不亦乐乎”。叶公问子路孔 子这个人怎么样，子路没有回答。孔子就说：“你怎么不对他说呢，我这个人是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。”发奋忘忧到不知老之将至，这便是孔子。在 孔子看来，仁爱和追求理想都是乐，不是苦，这和西方中古的清教苦行以赎罪截然不同，更合乎人情人性。他说：“仁者忘忧，知者不惑，勇者无惧。”因此，想无 忧、无惑、无惧，就要多行仁爱，多求知识，多一份勇气。
孔子虽是儒雅君子，却也是无惧的勇者。他为了自己的“道”四处奔走、九死 一生，这就是当仁不让的勇。他明知抱负难以实现，却要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这就是执著于理想的勇。孔子还有自省、自嘲的勇。有一次别人问他鲁昭公是否知 礼，孔子出于偏袒之心说“是”。后来那人就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说：“我听说君子是不结党的。如果鲁昭公都知礼，天下没有人不知礼了。”还举了昭公破坏礼法 的具体事例。巫马期把这话和孔子说了，孔子道：“丘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” 就是说，我孔丘多幸运啊，偶有个过错，也会被人家看出来。
但孔子所喜欢的不是勇士的生猛，而是智者的勇。有一次，子路问他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，孔子说：“暴虎冯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。 好谋而成者也。” 子路问的是：“要是让你带兵打仗，你愿意和哪种人合作？”，孔子答的是：“那种赤手空拳打老虎，徒步涉水过河，死了也不后悔的人，我才不和他共事。我要找 的是谨慎对待战事，善于谋划而能成功的人。”。孔子对待政治也是这个态度，并不主张硬碰硬，非要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。他的说法是，如果碰到明君就出仕，碰 到暴君当政就干脆逃走或是装糊涂。所以，他在阳货擅权时不愿意当官，而是“退而修诗书礼乐，弟子弥众”。这种进退之间，于他都是自如的。
孔子被封为“圣人”、“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”之后，在平常人心里就有了板着面孔、无情无性、令人觉得疏远的形象。而他的实际形象是什么呢？论语里说“子 之燕居，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”，这是孔子日常生活中的真形象：闲适、洒脱，又温文尔雅。弟子概括性地赞他“温良恭俭让”，这样的品格无一不好。
孔子也是个幽默有趣、爱好广泛的人。他又会骑马射箭、又爱诗书礼乐。有个地方的人嘲笑他“什么都会而一无所长”，他幽默地说：“要让我专长什么呢？是射 箭呢，还是驾车呢？哎，我还是专长驾车好了。”有人问他“你怎么什么都会呢？”，孔子说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”这是说，自己小时候家境贫寒，因此什 么技巧都学了一点儿。孔子教他的学生，也是骑马、射箭、音乐、诗歌、礼仪都教，这样丰富的内容简直让今天的综合类大学都得汗颜。
孔子有高雅情趣，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常常沉醉其中。他读易经，读到韦编三绝。在齐闻《韶》乐，陶醉到三月不知肉味。他喜欢唱歌，听到人家唱了好听的歌，一 定要恳请别人再唱一遍，还要最后和人家合唱一遍（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）。但逢到人家有丧事的这一天，他就改歌为哭啦。这就是《论语》里说的 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”，这反说明他几乎天天都要唱歌！
孔子让弟子们诉说理想。子路等人说的是当官的事，只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 “暮春三月，穿着春装，和几位朋友带着孩子们去沂河里洗洗澡，在舞雩台上吹吹风，一路唱着歌回来。”孔子非但没有责怪他志向不够远大，反而长叹一声说： “我和点是同路人啊。”有人说曾点的理想也是暗示封建阶级统治的种种，所以孔子最喜欢。我觉得说这话的人极为讨厌，已猜忌到了用心险恶的地步。这话如果真 是暗语，孔子干什么要长叹一声才说“吾与点也”。这长叹一声里必然有憧憬，也有无奈。孔子自认是肩负道义的，所以他虽羡慕曾点的这种生活图画，也自知难以 达到，所以才长叹。他是被曾点打动了。
孔子是个“食不厌精、脍不厌细”的主儿。有一次又断粮了，学生打来一只野鸡给孔子吃，孔子 竟然皱眉不愿吃，嫌腥味太重。这喜欢精细美食，不也是一种欲吗？孔子也爱看美女，偏要去见南子，全不顾人家说闲话。但有欲不等于纵欲，若因欲而违背了应坚 守的道德原则，就是孔子所不齿的。例如，孔子说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这种对待“人之所欲”和“道”的态度，绝非后来被理学 家朱熹概括的“灭人欲而存天理”，而是说不应因人欲而灭天理。孔子曾评价他的学生申枨“欲望太多，因此做不到刚正”。今天，那些贪官、奸商、歹徒不正是因 为贪欲而置道义于不顾吗？人们熙熙攘攘地趋于利，一味满足没有止境的欲望，因欲而悖德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，这一点，孔子不是早就告诫过我们了吗？
孔子去看大美人南子，谈的时间很长。子路不高兴，想必质问了他些什么，他竟说“天厌之，天厌之”。我认为这不仅不是孔子的伪善，反证明他不是一个精于欺 骗伪装的人。他和南子相见，也做不来什么坏事。可他一旦被问又觉得无可辩白，在学生面前赌咒发誓起来。从子见南子的风波中，也可以窥出孔子和学生的关系其 实很平等。《论语》一书中常看到孔子和弟子们谈笑自然，十分融洽。孔子的教学方法是启发学生讨论，思悟，他喜欢学生提问题，更喜欢学生能对学到的东西有所 发挥。许多篇章都能看到孔子和弟子交换心得，乐于接受不同意见，其坐而论道的闲适一点儿也不逊色于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。这和后世的塾师摆架子板面孔，动 不动就打手心的作风一点儿也不像。
孔子常问弟子们“你们觉得我怎么样”，弟子们也问他“你觉得我如何”。 如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女（汝），器也。”弟子们各表理想后，也问孔子“你的理想怎样呢？”孔子定会老实回答。孔子还说：“你们都说别人不了 解自己，如果了解你们，你们又会怎样做呢？”有一次，他更是激越地说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 就是说，你们几个以为我对你们有所隐瞒吗？我一点儿也没有隐瞒，我干什么事情不是和你们一起呢，这就是我孔丘。这种说话口气，没有一点儿芥蒂。
孔子对弟子有一种情分在，从他与子路、子贡、曾参等人的行事对话中，都可看出这一种情分。弟子中，他最喜欢的是颜回，几乎当成自己的儿子。别人问谁最 仁，谁最爱学，谁最能悟道，他的回答统统是颜回。颜回早逝，孔子痛哭流涕，喊道“天要让我死啦，天要让我死啦”。颜回死后很久，他每每提起，悲痛之情仍溢 于言表。
我看孔子这种对待学生的态度，他的“有教无类”、“因材施教”的方法都比今天的填鸭方法好得多。为什么总是说“学海无涯 苦作舟”呢，孔子教我们的是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，是“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我直到脱离了中国的学校，出国留学及自学些东西之后，才知道夫子是对 的。学习本是乐，误人子弟的教育体制、考试制度才使它变苦了。
要是能选择老师，一定要选择孔子那样的老师。首先是说的话都极好， 如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彫” ，如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，如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。这些话虽是道理，却说的直入心肠、铮铮有声，令人闻之则有发奋激扬之气，比起今 天那些励志的书，不知道胜出多少倍。孔子对弟子们讲的话其实都是那时代极为家常的话，也不像今天的学问家总是玩术语、拼命掉书袋，搞语言霸权的那一套。
孔子也正直，讨厌以强凌弱的战争。鲁国的季氏要征伐小国颛臾时，冉有季路去见孔子，被孔子狠狠斥责了一番。冉有被骂到无法，争辩说：“今夫颛臾，固而近 于费。今不取，后世必为子孙忧。”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。”这一番对话，足见孔子的反战和正直，他说君子最恨不说自己想要却找借口巧 取豪夺的行为。如果小布什是孔子的学生，他要打伊拉克一定逃不过孔子两个大巴掌。
孔子喜欢周济邻里，富有同情心，这和他重“仁 爱”的思想是相通的。学生原思给他当管家，孔子给他俸米九百，原思觉得多，推辞不要，孔子说：“不要推辞了，把它分给你的乡亲们吧（与之粟九百，辞。子 曰：‘毋，以与尔邻里乡党乎！’）。但孔子的仁爱并不是盲目的。子华在齐国当官，他母亲来找孔子借粮。孔子给冉有说了一个数目，冉有却自作主张给了她很 多。孔子对他说，子华在齐国当官很富有，君子应该周济贫穷有急需的人，而不是富人。这就是所谓“君子周急不济富”。 可见，孔子不仅有同情心，做法上还十分务实。
孔子也是个重朋友的人。所以论语开篇的“两乐”之一，是“有朋自远方来”。 子路曾对孔子讲他的理想：“原车马，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”孔子接着便说，他的理想是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。可见朋友对于孔门中人 的重要。孔子的朋友死了，没有钱下葬，孔子马上说“于我殡”，自己给他办理后事。做人这样义气厚道，恐怕是那些极力诟病鞭尸的后世学者们所不及的吧。有的 学者骂人是如刀刃一般尖利的，但也如刀刃一般狭隘。于万物能宅心仁厚，我始终认为这才是极高境界的人格。
孔子的理想国是“诗书礼 仪”之邦，也就是既讲礼貌，又爱高雅文化、学习气氛浓郁的社会。这个理想国比柏拉图的好，因为柏拉图是憎恨诗和乐的，认为艺术最荼毒人心，他要把诗人和艺 术家赶出他的理想国。孔子却重视诗与乐的教化作用，认为它可以提升一个人的精神境界，促进社会和谐。这个观点和亚里士多德在诗论里阐述的观点相似，只不 过，孔子只把想法用平常话说出来，没有像亚氏一样将它洋洋洒洒发挥成一个系统。所以说，孔子是思想家，而亚氏是哲学家。
据说，孔 子编订了《诗经》，这多好！《诗经》里有那么多生活诗、爱情诗，而孔子并不舍弃，反说它“思无邪”，而且他自己言谈中是常要引用里面的诗句的。可到了朱熹 那里，所有的没有“大义”的诗都被牵强附会成了君臣之间的事，实在说不过去的，就把诗中的男女解析为影射国君家里的某某公子和某某夫人。到了明清儒家那 边，对《诗经》注解时杯弓蛇影的程度已经近乎变态。“思无邪”全成了“思有邪”。
当然，孔子也有瑕疵。他曾夸张地说什么自己已经 三天没有梦见偶像周公了。孔子生气起来也要骂人，骂理论上的对手，也骂自己的学生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女人的亏，说出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这样的 话，这句话的解释众说纷纭，但即使是说女人的坏话，也不必太计较。对于圣贤的瑕疵，最好的态度倒是付之一笑，笑他们也有糊涂狭隘的时候。尼采不是说得更恶 毒，要带上鞭子才去找女人，我看倒是他自己先挨了女人的鞭子以至于说出这种幼稚话。
我以平常心去看孔子，只觉得他是个智慧得通 透，情趣玲珑，有同情心，幽默活泼却不屈的人。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提起孔子却只觉得冰冷、迂腐，这是不知孔子、却还偏听偏信的结果吧。我所不喜欢他的只是 他过于讲究礼仪，讲究到有形式主义之嫌。不过，他让你每天给父母请安数次，你能两三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挤出时间常去陪伴一下，也不算差；他要你每日反省 三次，你每个星期能反省一次也还过得去。所以，做法上倒不必拘泥于他，从其大体和真意就好。
漫谈了孔子，顺便提一下孟子。我喜欢 孔子，但更爱孟子。不管是孟子的思想还是孟子的文体，都体现一种“仁者无敌”的至大至刚。读孔子令人乐道安恬，读孟子却可使人心荡神驰。“圣人与我同 类”、“人皆可以为尧舜”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此之谓大丈夫”，这是何等的英锐！孟子的思想又比孔子更进一步，他明确表示尊重人的天 性，说“仁”也是人的天性，“仁义礼智根于心”，因此人重视后天的修养，其实是保护自己不失本心，而做人的高境界就是尽心尽性。孟子又把个人在人世间的道 德境界提升到一种处于天地间的存在境界，因此他的浩然之气是“塞于天地之间的”，他的思想里已具有宇宙灵性的端倪。
孟子讲恻隐之 心，他说“君子远庖厨”，要人对待动物也要有“不忍之心”。这和今天那些当街杀猫、吃猴脑的人逻辑完全不一样。总有人说这是一种伪善，意思是如果不忍就去 当和尚。可是，这种说法是不适宜的。孔孟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，力求一般人都能做得到。如果不让吃肉，恐怕这就变成了严苛的宗教戒律，反而使普通人敬而远 之。所以，孟子的“不忍之心”是一种中庸。如果某些动物不幸沦为人的食物，那也尽量留一点儿恻隐之心，在生前好好对待，死时给它仁慈的一刀，这是一般人都 能做到的。比之对濒死的动物极尽折磨、虐待之能事，相信痛苦会使其肉更鲜更美的无良吃客，这种态度不知道可敬多少倍！而对待极弱者的“一念之慈”难道不也 是待人以善的好开端吗？难道眼看着屠杀、虐待动物麻木或反觉兴奋，这就是好吗？
孔孟讲“仁爱”，仁爱之心乃是儒家思想的根本，被 视为一切善与德的根本。而今天的不少人却动辄把仁视为虚伪，这是因为对于失去了“仁心”的人来说，达不到的境界就是不存在，就如只知一己之本能欲望的人， 道德情操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虚无。其实，仁哪里遥远，孔子说，我要仁，仁便来了。我想，替一只要被宰杀的老牛难过，这就算是仁了。而周围有贫穷的邻居，偶 尔周济他们一点儿日常用品，这也算是仁。
但儒家的仁并不是无区分的仁，也不是非要让人牺牲自己去成全他人。所以，孔子说“唯仁者 能好人，能恶人”，这就是说仁者有所爱，也有所恨，恨什么呢，当然是恨“不仁”。孔子对仁的解释是：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。而己所不欲，勿施 于人。这是一种由爱自身出发，而推及及人地去爱别人。这和连恶人也要爱或是舍己为人的要求相比，更顺乎人情。
孔子讲“仁政”、 “爱民”，要求“为政以德”，孟子更是说“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连国家、民族利益都被排在了“民”之后。说孔孟这种思想是为巩固封建专制，那么天 天挑唆君主滥杀无辜的佞臣，岂不成了致力于摧毁封建制度的革命者？孔子没有生在雅典，不知道民主体制，他能做的就是劝统治者治理好国家，善待百姓，让臣子 们各尽其职、各安其位，使国家安定，社会和谐，人民少受战乱苛政之苦。这样要求开明政治，使民与君都各得其所，岂不是双赢？怎么到了清算历史旧账时，也都 成了错？况且儒家不是对于所有的统治者都愚忠，他们的理想统治乃是圣人为政，即“内圣外王”。孟子把统治清楚地分为“王道”和“霸道”，以德服人的王道才 是他认为合格的统治，而以力服人的霸道就是他所反对的。齐宣王提到武王伐纣的事，质问孟子“难道臣子可以弑君呢？”孟子说：“残贼之人谓之‘一夫’。闻诛 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这个回答极妙。意思是：没有仁的统治者是“贼”，没有义的是“残”，而“残贼”集于一身就是独夫。因此，我只听说武王诛杀了独夫 纣，没有听说弑“君”这回事儿。言外之意是：独夫民贼根本不配称为“君”，只有被诛杀的份儿。秦以暴力治天下，儒生不服，所以遭杀戮。
孔孟对统治者的要求没有错：爱民利民，公正有德，这标准到了今天也一点儿不过时。不管你是封建统治者，还是资产阶级统治者，还是共产主义者，还是民选政府，如果你对老百姓不仁不义，你的官僚天天干尽缺德事，照孔子的标准，你就是个不及格。
有的政权不喜欢人民乱议论，乱说话，搞什么焚书坑儒、文字狱，莫谈国事，扼杀发言权。而孔子就不主张这样做，孔子说：“天下有道，而庶民不议。”意思就 是说，如果你统治得好，统治得够公正、有道德，那老百姓自然就不议论了。这句话说得多好！一个公正稳定、生活安乐的社会，谁还天天没事儿去大谈国事呢？所 以，不要怕人说，要看看自己哪地方做得不好、惹得人家去说。
儒家讲“孝心”。孔子曾说“父母之年不可不知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 惧”，这绝对不是教条，而是很有情味儿的话，“喜”和“惧”岂是能教出来的？而没有切身体验的人恐怕不知道这两种心情如何参杂。我父母都已年近七十，每过 一个生日，我就感到心惊，真的是又喜又惧。“孝”乃是发自内心，是对于父母生养之爱的感念所发，而我还没有见过比父母对孩子的爱更无私深广的爱。可到了新 文化的时代，“孝”反成了最遭贬斥的儒家道德。莫励锋先生说，这是由于“古代提倡孝道的做法太多欠妥，都是以功名利禄来诱导人们行孝”，这样的诱人行孝是 和孔孟的由衷而发，“无所为而然”的孝相违背的。
孔子讲敬畏之心，这有什么不对呢？天天搞老子天下第一那一套，因为是瞎子而目空 一切，这又有什么好呢？今天的人是没有敬畏之心的，不敬畏天地自然，也不敬畏父母长辈，知识道德更是被随意践踏。这样的人世，充斥着盲目暴力。而我不怕人 笑我迂腐，总觉得人不管力量强到哪里，心里总得存一份敬。敬什么呢？敬生命，敬尊长，敬世间的真善美。这样去敬，不会觉得自己渺小，反会觉得世间的辽阔和 人生的安恬。
儒家有“义利之辨”，这不是叫人清高到不要谈钱，不去理财，而是叫人明辨“喻于义”和“喻于利”是截然不同的境界， 一是道德境界，一是功利境界。这里头牵涉的不是执其一端的问题，而是个抉择的问题。即二者不可兼得时，君子的行为需以“义”为道德底限，这种情况下就得舍 利而取义了。而以为孔子的教诲是叫人全然不求“利”，这种误解就是先贤也不能免。颜习斋曾质问“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？有荷网持钩，而不计得鱼者乎”，而 冯友兰就批评他是无的放矢，他分析说“问题在于一个人为什么耕种，为什么谋得鱼，若是为自己的利益，他的行为不能是道德行为。不过不是道德的行为，也不一 定是不道德的行为，它可以是非道德的行为。”这样去分析，可以洞明千年来对义利之辨的误解。
孔子也讲理财。齐景公向孔子问政，孔 子说“政在节财”。 一次，冉有问孔子：这个国家的人口很多了，然后要做什么呢？孔子回答说：富之。又问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回答是：教之。可见，富之与教之对他来讲是一样重 要的，而且富民竟在教民之先。而孟子对国君们提的治理建议也是要使百姓富庶。这岂不是谈利？但这个利是要使百姓普遍都得到利。
凯
孔子讲道德境界也不是一味僵死地要人守规矩，他的要求是“知其然”，还要“知其所以然”，而且要“无所为而然”。意思是说人们需明白为何要讲仁义，了解乃 至心悦诚服后才能真正地做道德的人，否则终究是个不知道德深意何在的盲从者，而且这种道德追求不能有功利的目的。这个无所为而然与宗教以来世幸福为回报叫 人行善相比，来得更纯然。
今天的中国人不再谈义利之辨，因为早已是“利”字当头，为富不仁、坑蒙拐骗、大发不义之财者竟然都可以 振振有词。一个新加坡朋友去中国做社会调查，回来对我大惊小怪地说“中国社会几乎是被贪欲所驱使着” （The whole society is almost driven by greediness）。我对这话一点儿也不震惊，还对他说“物极必反”。而到底什么时候会反呢？我自己也纳闷得很。
有人责怪孔子太尊崇周天子，太崇拜周公，但从当时的环境看，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可怪。那个时代，周天子一点儿权威也没有了，诸侯群雄争霸，弱肉强食，各国 之间连年征战，这与孔子想象中的大家讲礼仪、爱诗书的周公时代比，实在有些“天下无道”。 而孔子又不知道黑格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，不知道历史的明天必然胜于今天（这个结论也还不是定论），所以就觉得还是天子集权的旧时代好。孔子的偶像周公是 文王的儿子、武王的弟弟。他本人雄才大略，又贤德，正是孔子理想的“为政以德”的人。而周公还礼贤下士，为了招揽天下有德行有学识的人，他又是一沐三握 发，又是一饭三吐哺，叫孔子怎能不喜欢他？
有人批评孔子喜欢当官。但孔子的当官，是要行仁政，能对国家有益、惠及苍生。如果达不 到这个目的，他就宁愿不当官。所以，他说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，又说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，这里要“求”的 就是合乎道义。所以，他要求当官的人要先有仁有德，还要有智。他推荐学生漆雕开去当官，而学生说“吾斯之未能信”，就是说他想了很久，还是不相信自己的能 力。孔子听了非常赞许。东汉时那个说“一屋不扫，可以扫天下”的陈蕃从小不就立志当官？《世说新语》里说他“登车揽辔，有澄清天下之志”，这样有志气理想 的人，我巴不得他们都去当官。
想当官一点儿也没有错，关键是为什么想当官，有没有才干当官，能不能当好官。当官为了作威作福，榨 取国家和老百姓的油水，中饱私囊，那就成了现在的那些贪官恶官；有的人没有才干，还在上面指手画脚瞎指挥，结果都指到歪路上去了。这种“不义”的富贵、在 其位而不谋其事的官都是为孔子所不齿的。
儒家的思想是入世，所以高蹈出世的人总可以“凤歌笑孔丘”。但我却以为，出世的高蹈固然 令人神往，可正直的入世更令人钦敬。谁不想忘情呢，谁不想躲在自己喜欢的天地里、拨除那对于灾难、痛苦敏感的神经呢？可看到社会的不公、民生的多艰，难道 真能闭上眼睛不看，甩头走开不去想吗？
有些人骂孔子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，我想孔子也不至于已经提前掌握了阶级斗争理论，从他的实 际行为看，他所维护的倒是奴隶制的周，这怎么能说他是封建势力的代言人呢？况且，孔子最喜欢的君主不是周天子，而是尧舜，他最为肯定的治世便是尧舜时的世 道，而那时是“天下为公”的，那是否可说孔子其实反倒是拥护民主制度呢？总以后世论调框定古人的思想智慧，不考虑其时代，动辄诋毁嘲笑，这种态度虽荒谬却 普遍。与此相比，冯友兰先生一生“阐旧邦以辅新命”的精神更显可贵。
而实际上是善于搞封建统治的人利用了儒家思想，将它重新打磨 铸造成棍子或刀刃或枷锁来作政治工具。纲常成为法，且叫人僵死地遵守，违命者亡，这是后人所为，而且宗法变成森严酷烈至少是宋以后的事，汉唐时就还没有这 具“吃人”的利齿。纲常礼教吃人，不是孔孟思想吃人，统治者残酷迂腐，不是孔孟残酷迂腐。到了某些后世鸿儒极尽改造曲解之能事，以至于今人以为程朱便是孔 孟，礼教宗法便是仁义，这都是“寂寞身后事”了，他们本人岂能辩解一句！一种思想到了被政治利用的地步，反是一种冤。
况且，除了 纲常礼教，儒家精神竟没有给社会带来好的地方吗？过去，中国的民间讲仁义，重信誉，这难道不是因为儒家精神的浸润吗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气节、惜民生，对 国家人民有极强的使命感，这也是儒家影响所致。唐诗人中，我最喜欢杜甫，他那种感时伤世、为民一哭的境界方是儒家的真境界。而今天的不少知识分子，只是抱 怨社会容不得他发言，把自我的随俗堕落也全归罪于社会潮流，而如果你和一般的人一样只能随波逐流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当作家、艺术家、知识分子呢，你有什么资 格撰写那些文字，告诉大家该怎么思索怎么生活呢？今天的社会倒也不必要求知识分子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”了，能先立自己就好。
中国过去批孔子，把国民的劣根性、制度的贫弱、官僚的腐败、学问上的不长进、家庭不和谐问题，一股脑都算到孔子头上。看近来的中国，经历了对孔子将近一 百年的反复鞭尸，倒是没有孔子的“坏影响”了，不还是有腐败的官僚，无耻的文人吗？所不同的是，民间的败德更厉害了，满街男盗女娼，还另出了一帮什么伤天 害理事都敢做的奸商。
不少人一提到道德仍觉得是压迫，不知道道德约束反倒是人在社会中获得自由、保障的前提。如果没有约束，可以 肆意陷害、伤害、欺辱他人，甚至可以杀人，这样的社会多可怕。文革就是一个道德约束完全崩溃的时代，取代道德成为人世最高法则的是政治目标，是革命所向披 靡的权威，孩子揭发父亲，丈夫得陷害妻子以求自保，人比任何时代都险恶。所以，孔孟一点儿也没有错，有道德的个人，有道德的政治，不管什么时代，这都是生 活中最重要的。
而造反成为习惯的国人，对思想形成了一种暴戾、极端的态度。总以为如红卫兵那样，一番狂暴的打砸毁之后，就能解放 自己、迎来新世界。却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乞丐，两手空空，面对一片废墟。解放思想没有错，但解放不是对所有的过去都诽谤摧毁，而是明白有所创造，也要有所坚 守，明白新与旧、中和西都可以合而衡，之后为我所选所用，这才达到一种思的自由。韩国人政治上极民主，民间却没有放弃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信仰，二者可以并行 不悖，全看你怎么用。
每日去网上看新闻，什么选秀风波，什么恶心透顶的自我炒作，什么有人要跳楼看客反起哄、等得不耐烦，什么虐 猫灭狗、硫酸泼熊的血雨腥风，只觉得家里头实在闹腾极了。而从这里头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中国社会最缺的竟不是钱，而是怜悯和廉耻。孟子说：“恻隐之心，仁 之端也”，孔子说：“知耻，近乎勇”，今天的中国人既缺少仁，也缺少勇。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想不只是因为贫富不均，还因为传统价值崩毁，因为道德退位、信 仰缺席。政府却希望百姓能以共产主义理想为信念，可这共产主义乃是一种宏大的政治理想，如何使个人在俗世中安身立命、得一个精神的寄托？而为何不考虑驱散 尊孔时代的政治迷雾、批孔时代的革命硝烟，还儒家精神一个洁净面目，与其他先民智慧一并甄选，为我所用呢？
儒家理想中的人是辱荣 不惊、旷达弘毅、人不知而不愠的人，理想中的社会是诗书礼仪之邦，是民有民风、官有官德的社会，理想的价值观是仁义礼智信。我如今觉得这些无一不好，无一 不恰恰是今天中国社会所缺。儒家的思想未必如何高深玄妙，它的好处倒在于适用于一个在社会中生活的人，它讲的是为人为事，说的是人心人道。但一生一世，真 正能懂得做人，也就够了。
这世间准则、主义万千。宗教主义以教义为最高原则，民族主义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原则，物质主义以实利为最 高原则……而对我而言，仁心与正义才是最不可放弃的原则。孟子说“仁，人心也，义，人路也”，我想一个人若能大部分时间守住这仁与义的底限，大概就可以坦 荡地行于人世而无碍了。这无碍乃是精神的无碍，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无愧于心，无愧于生，无愧于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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